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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发现成都平原迄今最早旧石器时代遗址******

　　中新网成都1月10日电 (记者岳依桐)10日，“遂宁市桃花河遗址暨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专家研讨会”10日在四川射洪举行。会上透露，眉山新发现一处成都平原迄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坛罐山遗址。根据光释光测年，初步推测该遗址最早遗存年代距今不低于20万年，填补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空白。

　　据介绍，坛罐山遗址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多悦镇滴水村与太和镇马堰村交界处，地处成都平原南部、岷江支流东醴泉河右岸的低缓垅岗上。2019年12月，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东坡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在坛罐山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发现一件打制石核及其他文化遗存，在此后的考古发掘中，共出土石制品518件，清理坑、沟等遗迹现象10余处。

　　经专家确认，该遗址出土石制品大多以砾石为原料，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断片/碎屑、工具、备料。工具类型除石锤和石砧外，还有砍砸器、刮削器、凹缺刮器、锯齿刃器、重型刮削器、手镐等，另外还有使用过的砾石以及石片。工具多以砾石或断块为毛坯，采用锤击法加工，多见单边、单向修理，整体上属于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范畴。

考古发掘现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供图

　　专家认为，坛罐山遗址是一处典型的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类型遗址，出土石制品与简阳龙垭遗址、资阳鲤鱼桥遗址、重庆铜梁遗址等在石器组合、剥片技术等方面大体相似，石料、石器类型和技术上也较为一致，均属于典型中国南方砾石工业传统。坛罐山遗址也是一处古人类多次光顾、短期活动的原地埋藏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将逐渐揭开成都平原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面纱。

　　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表示，坛罐山遗址进一步为四川盆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供线索、导向和思路。通过对坛罐山遗址的发掘、梳理、认知，考古工作者已在成都平原新发现了14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已开展考古发掘的遗址近10处，为下一步构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旧石器年代框架、完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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